6月15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EnglandJournalofMedicine，NEJM)的官网上挂出了FDA局长MargaretHamburg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院长FrancisCollins共同撰写的文章。
两大机构的领导者在该文中称，两者正在共同致力于寻求最佳途径来开发新的治疗方法和帮助患者在正确的时间，得到恰当剂量的正确药物。FDA和NIH正在大力推进转化医学和个体化医疗。
他们认为，发现最佳途径需要应对两方面的挑战。科学上的挑战包括：发现有临床应用意义的基因标记（geneticMarker，特异的一个基因或一段DNA），减少基于基因疗法的脱靶（off-target）问题和确认影响患者对药物反应的基因变异（geneticvariants）。在监管政策层面的挑战则是对基因检测（genetictest）监管要兼顾对患者的保护和对创新的促进。
Hamburg表示，FDA将加强对实验室开发检测产品的监管，这是FDA个体化医学策略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她还强调了药物必需配有经FDA临床确证的搭配诊断技术。
实际上，FDA目前正在着手规划针对药品和搭配诊断产品合并研发与合并审批的监管蓝图。今年1月，Hamburg曾表示，针对合并研发的指南草案或许在2010年底发布，该指南除了讨论常规监管的诊断试剂盒外，还将涉及实验室所开发的检测产品。
Hamburg在2009年被提名为第21任FDA局长，是第二位担任这一重要职位的女性。她上任伊始就大力推动个体化医疗的发展。
无疑，FDA和NIH的政策变化将会到全球范围内研究项目和药品制造企业。中国亦身在其中。来自不同领域的观点都认为中国的药监局会跟进FDA的监管措施。
中投顾问医药行业研究员郭凡礼告诉《科学新闻》：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只是刚刚起步阶段，很多技术都是学习国外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方案，亦包括相关的标准，因此FDA的相关规定SFDA亦会跟进。”而在上海肿瘤研究所任课题组长，研究表观遗传学和抗肿瘤基因治疗的朱景德也持同样观点，认为中国的监管当局很快也会有同类的监管措施推出。
FDA提出的与药物配合的诊断技术的要求，实际上是要求更清晰准确地界定药物的适用人群，在用药前利用分子诊断技术预估效果。治疗某一种疾病的药物并不是对所有的病人都会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影响因素有很多。其中，用药病人的个体差异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而上述NEJM文章中强调的基因检测正是明确病人间个体差异的重要检测方法之一。
在FDA和中国药监局推出明确的监管政策之前，临床实践中已经采用了实验室开发的种种分子诊断技术（基因检测是其中重要的一类），并呈现出纷乱蔓延之势。
发现造成脱靶的突变
抗肿瘤药物无疑是当前药物研发的重中之重。根据卫生部公布的统计资料，2008年，恶性肿瘤在我国城市地区的死亡率已达10万分之166.97，占总死因的百分之27.12。其中，肺癌已经取代肝癌成为中国第一高发恶性肿瘤。其肺癌死亡率已经高达10万分之30.83，与30年前相比增长了近5倍。
与之相对应，2008年抗肿瘤药物市场表现出强势增长，达到了481.89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5.54%。其中，靶向抗肿瘤药物市场以290亿美元的销售额处于主导地位，比上一年同期增长了45%。市场分析人士预测，到2015年，抗肿瘤靶向治疗药物将超过500亿美元。
但肿瘤本身的特性就决定了其治疗的困难程度，因为肿瘤的细胞组成是异质性，也就是临床上归为一类的肿瘤，不同病人的肿瘤细胞并不相同，甚至同一病人体内的肿瘤组织中的细胞也不尽相同。而且肿瘤细胞较正常细胞跟易于发生突变。这就造成了相同的相同的抗肿瘤靶向药物在不同的病人身上产生的效果差异极大。这就使得在使用靶向药物治疗前进行基因检测变得极为重要，因为基因检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预测用药后的效果，从而可以帮助临床医生确立z治疗方案，筛选出靶向药物的适用人群。
以英国阿斯利康（AstraZeneca）公司研发的抗肿瘤靶向小分子药物吉非替尼（Gefitinib，商品名Iressa-易瑞沙）为例，该药于2003年5月获得FDA批准，成为经铂类抗癌药和多西紫杉醇化疗无效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celllungcancer,NSCLC）患者的三线单药治疗药物。目前，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中国，吉非替尼被批准用于治疗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
该类分子靶向药物对部分中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有特效治疗作用，但最适宜的患者是一小部分特定的人群。戏剧性的是，研究显示，吉非替尼只对约10%的欧美和约30%的亚洲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显示最佳治疗效果。
吉非替尼和同类的厄洛替尼（Erlotinib，罗氏公司（Roche）和OSIPharmaceuticals(OSIP)、Genentech联合开发的一种小分子抗癌药物，商品名Tarceva-特罗凯）都是针对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GrowthFactorReceptor,EGFR)的特异性分子靶向药物，是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因此，EGFR酪氨酸激酶的基因突变就会造成肿瘤细胞对该类药物不敏感，使得靶向药物脱靶。为避免用药的盲目性，在使用吉非替尼前，进行EGFR酪氨酸激酶基因突变检测就成为了预测吉非替尼是否会在特定病人身上产生疗效的客观指标。

在解放军307医院，肿瘤学实验室负责进行EGFR突变检测的研究人员，对《科学新闻》表示，在使用吉非替尼前，用测序的方法对病人进行基因突变检测能大大提高实际用药后的有效率，换用更加灵敏准确的方法后，筛选效果还能进一步提高。

实际上，这类抗肿瘤靶向药物使用前的基因检测已经相当普遍，不仅仅有各个科研系统和医院的实验室在进行这类检测，商业机构也正在进入这一领域，例如曾建立北京市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前身，后转手获利（参见《科学新闻》2010年第2期）的吴晓东就建立了北京金菩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产前、产后诊断、实体肿瘤检测和血液肿瘤检测等业务。用于指导临床用药方案的选择、筛选靶向药物适用者、风险预测、预后判断、术后复发监测等方面。

根据中投顾问的资料，如今在中国，已经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基因检测服务，包括北京、上海、深圳等等，每年我国进行基因检测的人群至少在300万人次以上，市场需求保守估计有3亿人，销售额将会突破万亿，预计到2012年，我国将有近两成的人将认识到基因检测的重要性。

然而，在中国这一领域仍属没有明确监管的模糊地带，亦无统一的技术标准和认证。各种提供该类的机构采用的技术和给出的报告有很大的差异，如果发生不同机构结论不同的情况，也没有明确的解决途径。很明显，这些乱象都损害了患者理应得到的保护和医生获得准确充分的信息作出临床判断。

上述研究人员就表示，检测方法和流程的完善和标准的统一化是未来的方向。

郭凡礼对《科学新闻》表示：目前我国提供基因检测服务的公司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过度宣传、缺乏监管、没有相应的专业基因检测和数据分析人员，市场化程度不高等问题。国内目前已经开展的基因检测项目包括遗传病基因检测、易感基因型检测、个性化用药检测等等，但是这些检测的项目并不是非常完善，可以说，还处于一个较低的发展水平。

在美国，这一领域也仍然没有明确的监管框架。预测治疗效果的基因组、蛋白质组以及其他检测产品的开发者往往是在《美国临床实验室改进修正案》(ClinicalLaboratoryImprovementAmendments，CLIA)的指导下将这些检测作为实验室服务来开展，而没有接受FDA的审查。这是FDA推进监管变革的背景。

就在3月22日，FDA顾问委员会以7比1的投票结果裁定，今后在美国可要求在应用靶向特异基因突变的癌症疗法之前进行相应的验证性基因检测。肿瘤药物顾问委员会(ODAC)与FDA的观点一致，认为在考虑应用针对Bcr-AblT3151突变的靶向药物omacetaxinemepesuccinate之前，应对此突变进行验证性检测。

T3151突变被认为是酪氨酸激酶抑制剂耐药的一种生物标记。具有这种突变的患者对3种已获批的成人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CML)疗法无反应，并且患者预后不佳。现在，有数家实验室可进行T3151突变的测试，但这种测试在各机构之间仍未标准化。FDA主要关心的问题是，针对T3151突变的多种检测方法的应用，但尚无有效方法来评价其可靠性、可重复性和结果的一致性。

现今，大约有百分之十通过FDA审批药物的标签上有药物基因组学（pharmacogenomic）信息。这一数字与已经确认的生物标记的数量相差甚远。医学实验室中可以进行超过2000项的基因检测，但相关信息和对其有效性的独立分析仍然缺乏。

样品资源难求

在筛选药物的适用人群之外，Hamburg和Collins还在上述文章中强调了组织银行（tissuebank），也就是病理样品库。在基因组学时代，含有疾病信息的样本和检测得到的数据成为科研和医疗中的首要资源。

今年4月，国著名风险投资基金ARCHVenturePartners投资公司创始人之一RobertNelsen访问北京基因组研究所（BIG）。Nelson最为关注的一点就是如何获得大量的样本。他提出的构想是在收集足够数量的中国人群的病理组织样本，由ARCH所掌握的技术公司提供数据整合和分析服务，研发适用于中国人群的药物。但他来错了地方。BIG同样受限于无法收集到足够的病例组织样本，空有强大的基因组测序能力和科研团队而无用武之地。

在中国，病理组织样品都掌握在医院手中。即便是同一医院中科室想要从病理科拿到病理样本进行研究，也颇费曲折，一位三甲医院的医生告诉《科学新闻》。

BIG也正是试图通过与医院进行合作来获得样品。而Nelson这样的外国公司则很难获得样品，现在样品出境管得很严了，几乎出不去了，但检测得到数据是可以出境的。;上述医生说。

在中国，常见肿瘤的样本库正在建设之中，十一五863重大专项的总体专家组组长，主持我国重大疾病的分子分型和个体化治疗的曾益新告诉《科学新闻》。但其规模远远小于NIH正在进行的样本库项目。

对于研究或临床医疗检测中的样品和由此产生的数据，中国政府并没有相关的政策法规颁行。对于个人隐私的保护，也没有出台相应的措施或法规。

对于检测获得的数据的整合和挖掘技术则是充分利用这些资源的工具。307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徐建明告诉《科学新闻》，他现在的研究重点是对大量的样本，进行高通量分析，以发现肿瘤形成对抗肿瘤靶向药物耐药性的机理，从而改进对肿瘤的治疗方法。这一过程中需要处理大量的数据，无法用人力完成，需要借助程序自动处理。

就在徐建明的办公室，记者遇见一位来拜访的年轻人。他刚获得了博士学位不久，建立一家名为Sysbiomics的公司，提供数据分析服务。他拜访徐建明的目的就是想要徐在研究中试用他的分析工具。

生物医学数据的整合和挖掘未来潜力极大，他对自己选择创业的领域十分乐观，认为FDA的监管政策变化有利于其公司的发展。然而，无论是患者、制药公司、检测服务提供商还是新兴的数据分析公司面对中国基因检测领域的纷乱局面，在未有完善的监管体系之前，都面临着诸多不确定因素。■